摘要:怎么样提高夫妻生活?在爱情中营建婚姻、以婚姻经营爱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止乎礼、合乎法的选择我们接受如斯约定的前提，是“一夫一妻制”几乎是公认的男女之间性、情感和家庭关系“三位一体”的联系之道在婚姻中寻找激情，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废除一夫多妻，距今不过百年出头世界范围内，“一夫一妻制”则可追溯到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这个古老的制度本意到底是什么？而后又发生过多少戏剧性的变异乃至变质？
怎么样提高夫妻生活?一夫一妻制的由来
在爱情中营建婚姻、以婚姻经营爱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止乎礼、合乎法的选择我们接受如斯约定的前提，是“一夫一妻制”几乎是公认的男女之间性、情感和家庭关系“三位一体”的联系之道在婚姻中寻找激情，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怎么样提高夫妻生活?但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早在公元前3-4世纪创制“一夫一妻制”的雅典，梭伦法典中对夫妻关系的约定就加入了一丝强制色彩：丈夫每月须与妻子行房最少三次
雅典公民以“自由人”倨傲自称，除狎昵男童引为当时风尚之外，他们还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花样百出的非婚激情生活辩护，“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来照理我们”相形之下，娶妻“只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德谟斯泰尼辩护词《驳斥尼埃拉》）
在当时的剧场里，尽管也有妻子抱怨丈夫“不忠”的戏码，那多是因为妻子的失宠，将使得子女失掉正统继嗣的地位，母子身临遭受他人奴役的窘境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上演的就是这样一出悲剧遵照梭伦法典的规定，如果一个雅典男子，逞一时贪欲驱使犯下强奸罪，所受的惩罚还不如诱拐一个男童严厉
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样的民俗、制度条件下，提出了最初的“一夫一妻制”道德：丈夫或妻子与非婚伴侣发生性关系，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鉴于男女间的“相互忠诚”对希腊人而言还是一件十足陌生的事，亚里士多德不可谓不是那个时代孤独的道德家
“另一半”用来指称婚姻对象、伴侣，是沿用至今的契口它甚至还附带了这样一层浪漫色彩，互为情欲对象的双方，在太初是一体的人神这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构想，当初却是用来解释男-男的爱恋因为如果男童只有半个男体，那么他就有可能爱上男人了
《会饮篇》所记载的这场两千多年前的口角，可能仍是史上对人类的恋爱观影响最巨大的一次在这场谈话中还有主张“女子主持家政”的色诺芬和以积极道德论者面目出现的柏拉图阿里斯托芬的言论，遭到了柏拉图的强力挑战他指出贪恋男童的肉体，和随之而来的厌腻，不可避免地造成创伤
肉体之爱与灵魂之爱从此对立，但颇为滑稽的是，这种“柏拉图之爱”却被后世发挥于非婚的男女之间
情欲的支点是顾及被爱者的荣誉、尊严，以及在抵御求爱者时表现出合乎情理的执拗；而在这条寻找真爱的道路上（被苏格拉底-柏拉图命名为“发现爱的真谛”），后世的男女发现一路上洒下的诱饵越来越多样，契约、财产、子嗣、乃至身份的诉求，或成为阻止人们找到“另一半”的理由
夫妻荣耀团
“一夫一妻”关系从创制到社会认可，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直到了罗马时代，结婚协议需通过官员或祭司的认可，它才从私下的家庭契约一跃进入公民体制在经过对当时墓志铭的研究后，找到了非贵族政体下婚姻相对比较稳定的证据
在一个古罗马人写给妻子的信件中，第一次发现了对配偶以“您”相称，“您无法相信我有多么想念您：首先，是因为我爱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分离的习惯……到我习惯去看您的时间，我的双脚会情不自禁地被带到您的房间”这对小别的新婚夫妇间的情愫，是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婚姻中的爱情”
上至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下至斯多葛主义者穆索尼乌斯之流，所留下的文字记载里，我们都能见到一种表述得与现代观点几近相似的伦理，在当时被命名为“夫妻荣耀”《夫妻戒律》中的“忠实原则”提请人们注意，“一种香水的气味会让人发狂，当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时，妻子们也会疯狂”
男性自愿承认“忠诚”是一项婚姻的义务，但这同时出于一种道德节制的自律具体而言，通奸的错误在于撕破了男性之间的关系网络，古罗马著名的“通奸法”对于诱拐他人妻子，因而造成对丈夫侮辱的行为给予严惩，但与未婚女性通奸的行为则不在此列
在整个建基于兵团军事建制的帝国之内，“忠诚”归于“夫妻荣耀”不如说归于“夫妻荣耀团”，婚姻伦理的实质类似于兄弟道义的衍生，用中国话说就是，“朋友妻，不可欺”
“贞操带”与放荡
独占的性爱被婚姻所垄断，对夫妻间的快感的限制也越来越具体，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士守则和民法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对妻子“忠贞”的忧虑也带来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发明
“贞操带”无疑是个中翘楚这种用银箔、或金箔打制，内里衬以棉垫的装置，前后折拢起来，像一副密不透风的钢盔，兜住从胯部到小腹的敏感地带狭小的锁孔里，漏出的不是眼睛射出的一道寒光，而是憋久了的酸腥尿液而唯一的一把钥匙，要么就在丈夫手里，或者就在丈母娘手里有些女孩十二岁开始就戴上这副冰冷的家伙，直到新郎的开启
现在慕尼黑国际博物馆、威尼斯、马德里王家珍品收藏馆等都藏有这副“贞洁”的镣铐，而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撒、贝加莫等地都是其知名“产区”
但任凭什么金锁、银锁也关不住一颗向往“浪漫爱情”的心不受约束的骑士阶层变成了整个“私通社会”舞台上的主角，骑士们荷枪跨马，到处追逐名媛贵妇，到最后多半不能结成姻缘，就要求女方为了爱情保持贞洁
头戴面罩的骑士与胯披枷锁的恋人重聚，最富仪式性的一幕，要数“吹蜡烛”据《妇女百科全书》载，这是在当时最流行验证清白之身的方法，要是女方能“把一支刚刚熄灭的蜡烛吹得重新燃烧起来”，则证明姑娘尚是完璧，为情人保住了心中的火苗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
西方一变为基督教世界后，“一夫一妻制”的正统地位就牢不可破除了在边陲的“未充分开化”地带，伦理才不得不迁就当地的实际条件在十五世纪旅行到北极的日耳曼人南森，就曾记下北境边民的“罪孽”，“格陵兰人犯得最多的是第七戒（不可奸淫）……遗产的传承、家世和系谱对他们来说意义有限，他们看得最重的是孩子”
爱斯基摩人的妻子，比当时欧洲各国的女性保有更开放的性自由，这被视作理所当然也只是重新证明了一点：婚姻制度的肇始，是为了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族群繁衍的条件反之，特定时期的全民生殖焦虑，则可能在夫妻伦理上大开方便之门
1650年2月19日的纽伦堡议会，就通过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公告称：“鉴于居民在血流成河的三十年战争中大量死于刀兵、疾病和饥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要求恢复人口……在今后十年内，每一男子得娶两个妻子”
因为战乱等缘由，公权力干预生育政策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但直接变更婚姻制度的，1650年纽伦堡法案可谓奇葩至于那里是否在之后引起了一场伦理灾难，则在历史上未见记载
不婚主义者的恐惧
对于婚姻受到社会制度安排一面的不满乃至绝望，在现代条件下孕育了“丁克”乃至“不婚”的群体，但这也不是太阳底下的新事，早在罗马帝国晚期，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者，就为是否赞同婚姻，争得不可开交
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是反对婚姻的，他们的论据是，若是婚姻只为了繁衍后代，人完全可以像动物那样，先结合，然后就分开斯多葛主义者据此反驳，一旦人们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做人的职责就包含在各种使命和义务的整体之中：而婚姻是个体生存借以获得普遍价值的义务之一
就连斯多葛主义者也承认，婚姻尤其让人恐惧的一面，具体到受制于“家务的忧虑”，包括“必须加热锅中的水，送孩子们上学，替岳父做事，给妻子提供羊毛、油、床和杯子”但此等要求是否与过一种符合个人德行的要求相违的呢？
在一部题名为《婚姻是哲学的障碍》的著作里，一位晚期斯多葛主义者反证了婚姻之为生活的拖累，它的负担反而在于以衡量利弊的游戏来权衡结婚与否到头来，于此持有忧虑的人（享乐主义者和犬儒派）也做出让步：如果说婚姻与个人生活相妨碍，那也只是因为没有处于理想的环境
真要摆脱婚姻带来的生育尴尬，现实的出路或许有一条，就是做爱斯基摩人的孩子！
乌托邦的性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一夫一妻制”道德的吁求，还只是个人的乌托邦；那么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把他的道德理想国建基于婚姻关系之上
婚姻首次从对共同体有益的角度得意全面检视，柏拉图的要求于今看来也颇为苛刻：婚姻要避免富人之间的联姻；对新婚夫妇要进行仔细的检查；还要规定丈夫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只让合法的妻子受孕，而没有其他性关系
性与婚姻从来都被乌托邦的构造者置于重要的地位，与柏拉图严守“一夫一妻”的道德理想国相对，托马斯·莫尔在十五世纪谋划的早期共产主义实验田，尽管对男女之间的联姻抱着更开放的态度，甚至“试婚”制度也被引进这个人人为他的王国
前者将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提升到远超出当时现实的对等地位，而后者则渴望着对性资源实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相隔千年的狂想，两者共通之处是：发生在乌托邦里的性，都要经过众人眼睛的审查
颇为吊诡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道德高压之下留有的唯一余地是：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假使真的逃过了城邦内男男女女的眼睛，可考虑不加以追究处罚......